式，工分总额不变。 [page]

五个人完成和十个人完成的工分总额一样。

一天完成和两天完成的工分总额都是100个工分。”

刘长远问：“这个办法是谁想来的？”

梁海涛回答：“是袁姗姗，就是袁启亮长的女儿，当年她是坪乡知青农场的知青队长。自从知青农场的养猪场和厕所建起来之后，每个月都得掏一次粪池。

一开始郭书记还不同意她的提议，说这是搞单，走资本主义路。

问题是不这么，没人愿意下到膝盖而且臭烘烘的池里掏大粪。包括那些从各个生产队调来的青年农民都不愿意，一天下来浑的臭味，用香皂冲洗三遍，三天都消除不了。

后来姗姗只能征求我、邱明仁、潘毅的意见，我们决定不让生产队知，自己偷偷搞。

没想到这么一搞，大多数男知青积极都很，最后不得不采取签的办法。

八个人完，每人可以拿到十几个工分，这一天一块多钱了，比平时活一天多了三四钱。

而且只要搭好，又快又轻松，就是上臭一而已。

两人个在池里往上抬粪桶，两个矮个在上边拉，另外四个人负责挑到后山施，通常不到一天就能完成任务。对于力气大的，六个人就包了。”

刘长远沉思片刻说：“在以往的观念中，很多人把包产到、包到的质错了。各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和包到，最本的是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端，带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纠正了农业生产经营理方面长期存在的缺，受广大农民群众迎。”

梁海涛接着说：“还是拿坪乡知青农场举例，在1976年那场双抢之前，74届之前的老知青因为招工走了一大批，就剩下我、邱明仁和潘毅三人了。这个时候，农场里的十几名从各个生产队调来的农民青年都得回原生产队帮助双抢，而像谭小红他们76届的二十几名新知青刚来农场什么都不会，真正能活的就剩下袁姗姗他们75届的二十几个人和我们仨。

上就要投张的双抢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可是五百亩稻田啊！不仅得收割，还得翻田、秧。把袁姗姗着急的嘴上都起了大泡。

为了充分调动大伙儿的积极，袁姗姗和我们仨商量之后，认为只能而且必须采取包到组的办法。”

“包到组，你们是怎么的？”

“这件事情当时还得瞒着生产队，否则传到郭书记耳朵里，肯定不让我们这么瞎胡闹。

我们四个人了三天的时间，把五百亩稻田据面积大小和田浅，分成了十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