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之间尽显亲切：“我上个月看报纸的时候看见关于小末的新闻了。开始的时候还不敢相信，后来问了沈飞才知是真的。”

我勾勾嘴角一抹淡淡的笑，并不说什么。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提也罢。

“我那天和我老公还在说你呢，这个年，这么好的律师，这么好的姑娘，已经很不多见了。”老板娘笑眯眯的说着，一都听不恭维的味。她的话像她的人，淡淡的，让人觉得舒服。总觉得我今天的坏心情影响到了老板娘，所以觉得很对不起她。我和沈飞之间的战火，没必要烧到别人上。

闭着睛了一气，然后睁开睛，我对着老板娘笑：“哪有您说的那么好，我还只是个小助理而已。不只是我，恐怕是谁见了比自己还小的孩在自己面前寻死都不会袖手旁观的吧？”

老板娘想了想，：“是呀，那个人还是个孩。”

我只笑不语，其实刘凯恢复的不错，那次接了萧何的电话，他说刘凯的手已经固位，脊椎的损伤也正在治疗。想想，刘凯应该算是那些工人中比较幸运的一个了吧？因为他的老板是苏潜，也因为苏潜那个家伙的良心和正义比别的商人都要的多。

就像我这两天一直在看的那些所里的律师们曾经过的劳动侵权案。他们有的是原告律师，代理被害人一方业务；有的是被告律师，代理公司工厂这一方的业务。有不少的案看的人又揪心，又难过，可又无能为力。

我记得所里有个律师曾经打过一场工伤案，不过他是被告律师。原告在工作中发生了意外，右手截肢，工伤鉴定为五级伤残，下半辈只能靠假肢过日。社会保险也不能给他陪多少钱，而那些假肢每四年要换一次，如果没有足够的钱，他几乎没法完成最初的治疗。

他要求公司一次支付他伤残津贴30万元以及各附件假肢更换费用等等，共计人民币七十万元。想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吧？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工作，有老婆孩还爹妈要照顾，他倒了就没人能撑起这个家了。

可是那个案从那一年的四月份开始申请仲裁，开了五次仲裁，中止过一次，仲裁结果拖了很久才来。最后当事人没有办法了，只能提起诉讼。卷宗里虽然没有写律师是怎么作的，不过一条条明明看起来对原告有力的证据却成了白纸，案最后只陪了人家两万块，诉讼费用还由原告承担。那剩下的这笔钱还能什么呢？我想他可能连住院费都付不起。

这些工伤赔偿案的受害人大多都得不到赔偿，或者是得到很少很少的赔偿，那些企业工厂有些只承担了很少的责任，有些则脆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想到这些人，我心里就觉得有一阵阵的难过。有时我甚至在想，所里那些曾经担任过被告代理人的律师，他们有没有觉得良心不安？可我作为一个律师，似乎也能同受，他们这些律师没有错。一个合格的代理人，是有责任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的，他们都没有错。可想想，又能怪谁？

不需要责怪律师，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守。就算是杀人犯，就算罪大恶极，他们也要有人来辩护，更何况是个民事纠纷呢？案没能打赢，也许是证据不充足，也许是自己的诉讼思路有问题。

忽然想到了那句俗的不能再俗的话，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

也许我能的，就是有朝一日面对我的当事人，我能堂堂正正的面对他，像我当时面对刘凯一样，让他们相信我。尽人事，听天命，但绝对会为他们跑到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