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上没一声响，连呼都屏息，空气凝重，要落针在地上准听得见。

“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嘛！他们也得乔装打扮，接过我们的号，摇一变，我刚才说混摸鱼嘛，趁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煽风，鬼火，上串下，要搞垮我们党的各级组织，把我们都打成黑帮，险得很哪，同志们，你们可要亮睛啊！都好好看一看，你们前後，把那些混在我们队伍里的敌人，野心家，小爬虫，不是混在我们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把他们统统揪来！”

首长离开之後，人们顺序静静退场，谁也不敢看谁，生怕自己目光透、心中的恐惧。回到一间间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面对面，人人过关，检讨，忏悔，要求个别谈话，向党汇报悔过，痛哭涕。人就这麽稀松，比面团还弱，要洗清自己揭发他人又那麽凶恶。这夜时分，人最为脆弱，本要靠床第之求得安，审问与招供也抓住这时辰。

几个小时之前，下班後的政治学习每人搁本一选一在桌上，翻翻报纸，装模样熬过两个小时便嘻嘻哈哈散场回家，这革命尚在党中央层翻腾，还没落到众人上。政治的事来办公室通知留下开职工大会，已经是晚上八了，又耗了两个多小时，还不见集中。长老刘咧嘴叼个菸斗，一回又一回往菸斗里菸丝，人问还得几锅？老刘笑而不答，但看得来、心思沉重。老刘平时不怎么摆官架，众人又因为他也贴了党委的大字报，同他更加近乎，有人说跟老刘走不会错的，他立刻举起菸斗，纠正：

“得跟主席走！”众人都笑，到此时为止，恐怕还没有谁愿意这阶级斗争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间爆发。再说老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论资排辈，他长办公室里带扶手的圈椅，不是谁都可以坐得上。室内散发菸斗丝带可可味的芳香，气氛依然一片轻松。

这後半夜，政工和那些稳重不曾表态的党支书记们便分别坐镇各个办公室，每人挨个转了一圈，检讨的、忏悔的，要哭的也哭过了，随後相互揭发。公文收发的黄老大在他之前发弓！她丈夫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差，遗弃了她，带小老婆跑到台湾去了。老大大说是党让她新生，唏嘘不已，掏手绢，直泪鼻涕，真吓哭了。他没哭，可脊背、心冒汗，这当然只有他自己清楚。

刚大学的那年，他才十七岁，还差不多是个孩，列席过一次对年级右派学生的斗争会。他们新生分坐在阶梯大教室的前排地上，算是学政治教育的洗礼。到名字的右派学生便站起来到阶梯下，面对大家弯腰低，额和鼻上汗珠直冒，又掺和了鼻涕和泪，跟前地上都滴了，那副老实可怜的样活像落的狗。上讲台的发言人都是同学上个个慷慨陈词列举他们的反党罪行。後来在大饭厅里，不知从甚至时候起，这些不吭声专找没人的饭桌匆匆吃完就走的右派学生都不见了，也没有人再谈起他们，似乎就不曾存在过。

劳改这词他直到大学毕业还不曾听过，仿佛也属於语言禁忌，不可以提及。他不知他父亲当年怎么的检查，尔後去农村劳改，也只隐隐约约听他母亲糊说过一句。那时他已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了，是他母亲在信里提了一句，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