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什么？家呀。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富不富的有什么用？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大活不成？工宣队跑到延边，找着富地方了，回来得意，见了我们，还蓄地表表功。龚本辉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师傅，你真是……太够意思啦。”大伙一拥而上，像现在的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师傅受用，说：“地方不错！那延边，各大队都满满的，接收不了啦，差一儿就呲了。我跟公社说，说什么也得安排，小青年儿来革命，不给安排还行？你们几个，到那儿就好好吧。”

还能说什么呢？到了日，就上征途吧。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

1969年1月17日1928分的长，终难忘的一刻。火车站，一列往延边去的普通客车。东甸集的几个臭男生，占住了窗的几个座位，都在大吐烟圈。我们那时候，是尾了，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置。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下乡学生，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工宣队也来了，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延边。

那一夜，是我们的成人仪式。李家轩拿来一包烟，“迎”的，中档烟，两多钱一盒。那时候就这平，烟都不带嘴儿。李家轩是小市民，五行八作的都熟，估计是偷了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分而之，尝到了初为成人的快。那时候，我们无论是谁，都盼望成人啊！成人了，就能坏事儿了：烟是一，说话是一，泡妞也是一。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挂码”，后来才知，台湾人也这么说。真是人相通，海峡隔不住啊。

老了，真的就不行了，记忆力也跟劣质粉一样，捞不东西来了。那一晚，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女虾们的家长也没来，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人们只是关注，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老龚说：“妈的，这一宿板座，还不得硌两儿喽？睡觉是睡不好了，弟兄们，熬吧。”

那时候，是原始社会，开车好像没什么准儿，估计是加的慢车。我们就这么坐着，等候发车，一边就拉开车窗，云吐雾，初试罪恶。

冷不防，冯长骏拉了我一把：“哎，你爸！”

我连忙藏了烟，起，看见了父亲。是的，我看见了父亲。30多年了，我忘不了！

我连忙对父亲说：“不是说好不用送吗？”

父亲显然是看见了我烟，他脸很郁，但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在车窗外看着。同学们全都不好意思了，纷纷掐灭烟。

很久，父亲才说：“你妈让我来看看。”

我那时不懂事啊，我不知这一晚，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什么。16岁，父亲送我远行，我连一句有意义的话也没说。记得只说了一句：“没事儿，你回去吧。”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了一会儿，就说：“那我走了。”走到地下，又回往我们这边看了看。

1969年1月17日奇寒的夜晚，42岁的父亲送我远行。我们父俩，一共说了四句话。35年过去了，我今年都52岁了，可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一夜，真是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