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男生太不着吊，活儿，给10分太了儿。”

他话音刚落，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对，给8分。”“8分也，给6分。”“6分！就6分！”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给了我们6分，我们就少赚了，他们就能多得。这还不算，关键是，这太侮辱人，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

我们想起来反驳，但民意实在太大。人家也说得是，哪一天，哪个人，坑刨浅了；哪一天，哪个人，活儿太慢，都一一来。我们目瞪呆，敢情这“贫下中能”都是间谍的。

最后刘队长来收场，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原则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亚奎、冯长骏活儿稍好，可给7分。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

我们这时候才知什么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大势已去”。

原来，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

社员大会开完，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想想三个月前，我们是何等威风，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如今价值一失，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连个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们里，东甸一下就暗无天日了。回到集，老龚拿起我放在炕的《译文》杂志，闷闷地翻。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就忽地站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

“我们受到了不自由的大哀痛……”

他一朗读，女生屋的喧哗就停止了。诗写得很好，全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了“自由”这个词的份量，有了一要挣脱的愿望。可是，外面的夜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垂丧气地了一天活儿，晚饭后，老龚、小迷糊、家轩和我村去散步。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就像现下“女十二乐坊”一样，支在腰间“吱吱咯咯”地拉。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我们的心，也在血。莫斯科的郊外，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一个重大挫折。当年，我们把它看得太重，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对。其实老农们还算实事求是的，我们的活计，确实得不怎么样。你想啊，一帮城里的少爷秧，能什么好活儿？只是老农们缺乏教育手段，有啥说啥，不会哄着来，一下就冷了我们的心。

这次社员大会，把我们集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我们也就从此走上了很不同的路。

当时，老房、王亚奎、冯长骏也很颓唐，毕竟他们只比妇女一分，仍然是个半残废。所以那几天，男生们都还能同仇敌忾。

女生们最辉煌的时候到了。“贫下中能”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小姑娘们说话走路都傲了十分，与少壮男社员打情骂俏，就更有平啦。相比之下，男生们简直还没脱哺期。我们不明白，那些男女间的暧昧语言，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