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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叹口气，暂时中止了自己的推理。他们得到的信息还太贫乏，难以分辨出迷宫的道路。但他们已经发现了一座内蕴复杂的迷宫，这一点已经是确定无疑了。

雷泽夫大学医学院同样在过漫长的暑假。校园中人影寥寥，广场里立着一个巨型屏幕，为数不多的学生席地而坐，在看奥运实况转播。奥运赛事已过了三分之二，学生们的情绪平淡多了——也许他们的激情在百米决赛和二百米决赛中已经耗尽。罗伯特忽然兴起一个念头：如果这些学生们得知，他们为之欢呼的世纪天才原来诞生于本校的试管和曲颈瓶里，他们不知道作何感想？

罗伯特停下车，向一位东方人模样的姑娘打听人类基因研究室的地址。姑娘很热心，特意把他们领到路口，详细指点了去那儿的路。他谢过这个姑娘，坐进车内又突然问道：“请问你是中国人吗？”

“对。我是从大陆来的。”姑娘不解地望着他。

罗伯特莞尔一笑：“没什么，我只是想试试我的辨别力。最近我与不少中国人或华人打过交道，已经学会嗅认中国人的‘味道’了。我今天也是来寻找一位华人教授的踪迹，再见。”生物系大楼是一幢青灰色的建筑，从外表看比较陈旧，不像是“21世纪科学”所应有的外壳。走进大楼，就像走进了一座蜂巢，众多工蜂在繁忙地进进出出，不时停下来，碰碰触角，交换一点信息。有的趴在工作台上，像是工蜂在专心喂养幼崽。他们按照那位中国姑娘的详细指点找到了人类基因研究室，该室的主任杜格·科内尔50岁上下，十分精明，秃头顶，穿一件色彩强烈的方格衬衫，领口处露出浓密的胸毛。罗伯特一眼望去，就知道他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杜格热情地接待了来访者，并未因来访者的年轻而稍显怠慢，但对罗伯特提出的问题，他一概灵巧地躲开了。

“请问鲍菲·谢是胚胎克隆体吗？”

“毫无所知——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你问错地方了。这儿并不是妇产医院或生育研究所。”

“他是否采用了某种基因改良手术？”

“一无所知。”

问了很久也不得要领，罗伯特只好点出了那个最关键的事实：“是鲍菲母亲方若华女士——她刚从这里退休——亲口告诉我们的。”

杜格真诚地表示惊异：“是吗？能否请她提供更详细的情况，我也想先知为快。”罗伯特对他的圆滑恨得咬牙，却无可奈何。这时一个满脸胡子、身体健壮的中年人进来，同杜格小声商量着什么问题，讨论大约持续了5分钟，最后杜格点点头，那人走了，临走还注意地看看两人。

在这个空档里，罗伯特飞速考虑着自己的措辞。他以冷淡的客气对杜格说：

“科内尔先生，务请原谅我的冒犯。我知道你一定在想，这是从哪儿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竟然来向我查问有关胚胎克隆和基因改良的秘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这些都是很微妙的问题，是生物伦理学家瞪圆眼睛在寻找的靶子，是各个研究小组尽力掩盖的特级机密。但我告诉你，我恰恰知道这个问题的微妙性。也许我们的资历太浅，不够格同你作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但只要我对某家报纸放点风，他们一定会放出最老练的猎犬循迹追来，把你的衣服一层层撕碎，直到露出骨头。科内尔先生，如果谢可征夫妇的确对儿子干过什么，他们不会在自家汽车房干吧，他们一定要依据这个实验室。作为这儿的负责人，你想把责任推干净吗？你是否愿意某天早上一起床就成为舆论界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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