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盯着给我检查身体的医生看，硬生生把他看毛了，问我我叫什么我从哪里来，我特别无助在那里摇头，再问别的套我话，我就捂着脑袋呜呜哭。

出来的时候，拿着我崭新的身份卡，律师悄悄对我说：“天，你把我都骗了。”

我耸耸肩。

演技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天生的吧。

我很高兴，身份卡上面没写着“失忆女青年”的字样，只有一个律师随口编出来的德语名字，我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根据律师透露给我的消息，国际红十字会每隔一段时间会进去给战犯们做身体检查。我毫不犹豫去红十字会做了一名志愿护士。所幸这工作我确实做过，而且当初的工作强度是这里的几倍，我的工作效率就连作风严谨的德国医生都很满意，所以虽然我德语基本上处于三岁幼儿水平，说出来的话语法完全没有正确性，医生还是对我表示了肯定。但是等到终于有一天，我期待已久的去给战犯做体检的机会到来时，随行的护士名单里面却没有我。原来只要有足够工作经验的护士，而且我的德语是我的软肋。这段时间我十分努力练德语，可是没办法，我的基础太差了。

我暗暗捏紧了拳头，但是丝毫没有表现出在意，然后状似无意在头一天晚上给一个名字在名单里的护士咖啡里加了点药，没一会儿她就直冲厕所，一泻千里。

我算过，资历够的都去了，剩下的里面要是得挑一个，医生应该会选我。

医生点到我的时候，我真的松了一口气。

我的工作是量血压。其实在排成长队的战犯里面，我一眼就看到了兰茨。但是我只是深深地，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安静地继续工作。

天知道我的心跳声其实比血压计发出的滴滴响声都大，为了工作效率与平时保持一致，好几个数据我根本就是对病人相面之后根据他的气色胡编的。兰茨显然也认出了我，但是很有默契没有表现出来。终于轮到他量血压了，我告诉他把袖子挽起来。这句德语我练了好久，说得很熟。他很听话地挽袖子，但是眼神里有一点惊讶。我给他缠带子的时候他悄悄问我：“已经学到祈使句了？”

我说：“这句是背的。德语真难。”

然后塞上听诊器，捏气球，听响声。低压80；高压120，很正常。我咬紧了牙关，下定决心之后平静地说：“低压50；高压90。你是不是经常头晕？”

兰茨看着我的眼睛，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说：“是的。”

“尤其是忽然站起来的时候，经常眼前一黑？”

他说：“是的。每天早上我都不敢太快起床。”

我公事公办地对医生说：“这个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

我平时的优良表现让医生对我的话没有丝毫怀疑。

其实低血压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病症，却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兰茨的肺病是真真切切的，医生判定他肯定有弹片没有清除干净，一直在身体里面有化脓感染的症状，再加上牢狱之苦，染上了肺炎。看到兰茨胸腔光片的时候我的心好像被用力揪了起来，两片肺叶愣生生缺了一块，里面横着大大小小的碎弹片。医生说他需要手术，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血压那么低，痊愈能力很差，如果做完手术回到牢里来，很快就会死去。

兰茨在咳嗽。监狱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晚上回家，我告诉老管家明天去有关部门再抗议一次，带着两万马克，去要求保释兰茨。老管家很诧异我为什么不让她带上所有的钱，我说：“还有律师的诉讼费要支付，而且我也不能让兰茨出来然后饿死病死。”

老管家这次意识到兰茨是真的要出来了，喜极而泣。

不管怎样，出来再说吧！其他的和他比起来，都什么都不是。

求婚

给兰茨做手术的那天，医生让我在旁边协助，因为他很欣赏我的遇事不慌乱。但是不是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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