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句话，嘉遇是我最好的兄弟，哪天我遇了事，他也会上心帮忙的。”

我很为他们之间单纯的兄弟情谊动，便不再说空的客话，利利索索再见，然后掐着时间打奥德萨家中的电话找孙嘉遇。

可是回铃音响了很久都没有人应答，我又换孙嘉遇的手机，他的手机还是关机。

我顿时觉不安，好像从三四天前，就无法联系上他。每次打他的手机，都被提示机主关机，家里的电话也没有人接。

我很忐忑，这家伙究竟在什么呢？他还好吗？他的有没有恢复？

时间已是六月底，北京开始闷的炎炎夏季。妈妈的气却好了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趁着护士不在，带她回家看看。

这天一家三坐在一起开了个家会议，讨论我的学业问题。

我宣布考虑了几日的决定：“我想暂时保留学籍，先回北京找份工作。”

从前不事稼穑，这些天观察很久，终于看明白从不在意的事实。

父母以前的收虽然不错，但都和工作量挂钩，今后一年半载，妈肯定不能再接项目，只能靠死工资维持收。象这样银一样从手中消失，家中有无的状况，实在不适合再供养一个留学生。

但他们的反应之激烈，完全乎我的预料。

爸非常恼火：“玫玫，爸妈已经过完大半辈，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不要一时脑发，因为我们耽误你自己的前途。”

我闭嘴不肯说话。

妈更是急得迸泪：“赵玫你上回乌克兰去，不然我就停了治疗。”

一晚上疲劳轰炸，再加上妈的泪，最后我只好妥协，答应暂返奥德萨，把学期末的后事理净，如果妈的状况还好，我就留在奥德萨过暑假，一来省儿路费，二来可以补习乌克兰语。

但我有一条底线，就是今后决不许他们再给我生活费。

爸不解地问：“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我回答：“可以去打工啊，比如教小孩儿弹琴，很容易挣钱的，又不累。”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明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想打工，作为语言不的中国学生，唯一可去的只有两个地方，在七公里市场帮人看摊，或者，去卡奇诺赌场女侍应生。

但这两的收，都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费用，学费是本不用奢望的。退到底我还敢说这样的话，不过是因为背后有孙嘉遇支撑着底气。

回京的决定时，虽然十分难过不舍，但我并没有机会同他商量，因为依然无法联系到他。

我翻遍手机里的联系名单，非常沮丧地发现，除了学院的同学，我的生活圈里好像只有孙嘉遇一个人。和老钱、邱伟天天见面，我竟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尝试着打电话到瓦列里娅的店里，她却是个小迷糊，一问三不知：“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咦？你不在奥德萨吗？”

我很烦躁，敷衍着挂了电话，继续啃着手指想其他的辙。想到一周后才有返程的航班，心中的焦虑越扩越大。

重返乌克兰的前夜，我早早躺下，迷迷糊糊睡得正香，爸敲我的门：“玫玫，乌克兰的电话。”

我一下惊醒，噌地下床，只穿着睡裙就冲去，直扑到客厅的电话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