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有了这样一个研究所，黑省的公安力量显然得到大大加。当然研究所也有它的难，目前最大的难莫过于“创收”。在经费来源上、生活补贴上、所里都要想办法四筹措资金。对于技术的所长、副所长们来说。搞钱确是件非常挠的事，要占用大量力，有时还摸不着门，但也只能勉为之。没钱，不要说生活来源上缺乏保障，就是现场也支不旅差费。技术人员们差办案是技术等级拨款的，一等技术人员每年只拨600元，够什么呢？所里在前往鹤岗侦破“1.28”案过程中就了10000多元，这个窟窿不知何时能补上。所谓“孩哭自己抱着找去”，财政上的事找国家讨是讨不来的，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好在这现象倒也不光刑技一家存在，人人都能理解。崔植、车则仁是研究所的两台，最初张副厅长就想派他们去鹤岗，当时西昌卫星发基地来专机把崔所长接走了，向他咨询火箭运行痕迹问题，车副所长也脱不开，所以一直未能派。现在，张副厅长仍然认为，鹤岗一案中的技术勘察力量必须加，要请全省的技术权威，崔、车二人终于动了。崔植与车则仁赶到省厅时，孙匡男等人已在那里等候。

省厅刑侦长孙匡男属于少壮派，年仅四十，生得十分英俊，腰板笔，一望而知人材众，也是张昕枫的的一员将。此人1976年底基层派所工作，1978年起任刑警，在县局到1980年，后任松江市公安局刑侦队副队长、队长直至刑侦副局长，1992年选调省厅任刑侦长。松江地区也是大案多发区，但那里的大案几乎都破掉了，其中自然有孙匡男的贡献，这也是他不断得到擢升的重要原因。与传统刑警不同，他更像一位儒将，也更喜手下人有儒将风度。可谓新一代刑警的代表人。传统上，多认为作刑警的应该膀阔腰圆。武艺，八面威风，方能镇住罪犯，使人望而生畏。孙匡男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罪犯或氓地痞怕的不是人，是专政。现代犯罪活动也日趋向设计型、智能型方向发展，看一个刑警的素质不能只看“一脚踢”的案破了多少，而要看破案的路数。

安县的一起案似乎能说明孙匡男破案的路数。那是一起新婚小两被杀的案件。小两开着一家杂货店，夜里遭了难。男的被打死，女的被剥光衣服，扎了20多刀，店里的现款都被拿走，还丢了些整条的香烟。地上洒有酱油、胡椒粉，看来意在破坏警犬的嗅觉。警方先是怀疑杀，经过法医检查未发现行的痕迹，只剩下仇杀和抢劫的可能。孙匡男较善于推理。他认为凶手与这家人应该相识，否则夜里很难叫开门。又注意到货架上的粉被动过了，就命令调查附近谁家有缺的孩。调查的结果，真的抓获了一个叫同军的鳏夫，家里有个嗷嗷待哺的孩。这家里穷得一贫如洗，但搜一些粉和香烟，都是店里丢的。罪犯供认，因为穷，妻闹离婚走掉了，把孩丢给他。孩没吃，终日啼哭不止。那天晚上同军敲开杂货店的门，想赊一袋粉，遭店主的拒绝，同军一怒之下回家取了凶前来抢劫，杀了新婚夫妇两人。

尚志县的一起案破得也有意思。1990年的一天晚上，万山地区一路卡前开来一辆汽车，远远地看见车灯在离路卡300米左右的地方熄灭，下来一个人，又不见了。这情况引起哨卡的怀疑，提着电筒前去视看，见路边停着一辆212吉普车，车上有血迹，人已失踪。于是把车拖回来，次日晨警察开始调查。很快查清这是辆租车，从山里开来，侦察员们逆向搜寻，在距停车2公里的地方发现司机尸。后来得到线索，有一个去山里收黑木耳的人曾把这辆车租走。作案动机是抢劫还是杀人则分辨不清。租车者可能抢到了一笔钱，那么这笔钱的来源也需要广泛调查。孙匡男的思路与众不同，他认为这里面有些逻辑关系需要搞清。首先，若罪犯意在谋财，那么在山里动手更为方便；其次，若罪犯意在害命，也不应该山后才行动。在卡杀人，又在卡前抛车逃跑，说明他事先对设卡一无所知，现场的位置说明他实施犯罪是临时起意。于是，孙匡男的判断是：罪犯的目的是抢车，产生的动机的时间就在抢车前不久。据这个判断，他指挥下全山查访，后来果然查，罪犯为辽宁铁岭人，犯有前科。这人山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搞木耳，没有搞到，十分懊丧，山后中途想到抢车，遇到哨卡匆匆逃走。久而久之，同事们都意识到这位公安大学毕业的材生确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