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至于福康安为什么会帮自己，可能是因为福长安之故，一时也没多想。所以也暂时不动声，只听阮元回答。

阮元也清楚，这是福康安的挑拨离间之计，他这样一说，旁人想的不是什么和珅德望重，而是自己一个原本应该清廉、有气节的读书人，竟然也开始给和珅送礼了。在座这些人，十有八九都是存了结和珅之意而来，为了增长声势，也会把自己当一杆大旗，立在外面，他们只声呐喊，却绝不会帮助自己任何实事，最后不动声，从中取利。可自己的名声，只怕从明日起，就要被这些人败坏了。

但即便如此，既然好了来送礼的准备，自然也要面对这些突发情况，看福康安这一句话，已经是针锋相对之势，阮元也顺势答：“回嘉勇侯，和中堂上年间，兼任我翰林院的庶吉士教习。下官不才，正被选庶吉士。一年之中，和中堂多次亲临翰林院对学生多有提教诲。尽师生之礼，原是圣人先贤之意，学生报答恩师，亦是本分。”

这一段看似中规中矩，实则态度明确。阮元于和珅之间，只有师生授业之情，并无其他。福康安看阮元应对得，也不禁笑：“阮翰林说，和中堂亲临翰林院，对你提教诲。这倒是我孤陋寡闻了，只听闻和中堂吏治之才众，和中堂学问如何，我在外多年，竟是不知，实在惭愧啊。阮翰林，和中堂提了你些什么，可否告知我等啊？”

这话本也有调侃和珅之意，只是和珅想着，福康安毕竟为自己解决了阮光平的问题，上一年安南战事张，自己没少被乾隆批评，福康安结束南战事，便是有恩于自己，更何况福康安此举，实是对己有利，故而没有言语。阮元同样知，福康安这一问正好切中要害，和珅学问平平，原本在翰林院也没多少作为，但若是自己糊其辞，那就说明之前全是自己假意敷衍，旁人也只会认为，自己是个逢迎谄媚，实无半才能的小人。看接下来只得背一战，阮元心神略定，从容答：

“回嘉勇侯，和中堂在翰林之时，曾与我等论及公孙衍、张仪之事。论及《孟》之中，‘大丈夫’所谓何事。孟有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朱亦曾言明，公孙衍、张仪阿谀苟容，窃取权势，实乃顺从之，而非大丈夫之。”

“讲到这里，和中堂与我等言及，这顺从之，与大丈夫之，究竟有何不同。所谓顺从之，其本质在于顺从之人，心中本无恒定的是非。相反，他们以别人的是非，作为自己的是非。似此般全无主见，凡事应声附和，便是顺从之。而大丈夫之，其关键在于，心中要有是非。故而，为学当以格致知为本，只有勤加学习，方知何为是非，知何为是非，便应遵循是非之而行，而不应以他人意志之转移，言行之变迁为准则。和中堂这一番大丈夫之辨，实在让学生收益良多。”

和珅听了，嘴角间也不觉泛笑意。其实这一段话，还真是自己在翰林时所讲。但当时和珅不过仗着聪明过人，对《孟》章句随意解释，竟也能讲得通。而那日课业之后，庶吉士们每提及这段话，无不嘲讽和珅是心非，没想阮元竟还记得，并且说了来。

其实这“大丈夫之辨”，在《孟》中不过是个较为浅易的话题，此时清代汉学发展已近百年，和珅这解释，并不算特别明。可在场人众，大多是为逢迎和珅而来，素无学问，几个逢迎和珅的翰林平日才学平庸，因此阮元这样回答，也无人觉得不妥。而且有了实据，福康安这边也就无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