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制度至大周成立之先，尚实行完好，大周立后，一则丁滋生，关中田地不足，难以足额授田，二则官爵孽滥，凡科举者少有黜落，授官又易，许多人有官无职，却是多占田亩、侵扰税赋，三则权贵占地，兼并甚烈，连洛之上，都被围造田，漕运苦之，四则战事频仍，安西、东北等地战后又数增城防，库用多耗，五则母亲频修、寺、庙、祭，更有封禅、游幸、免税诸事，十数年间，弊积累，哪怕有奉天局的增益，到今年柳厚德地官时，亦已显些不支的迹象来，今年酷，武三思还更希旨拟建三，李暅则不甘落后，请建避暑，虽被婉儿和我劝止，观母亲之意，怕是三二年间，终不免要这两笔钱。我的意思，乃是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此是我变更税法的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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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前便已来，因此无论是崔秀、崔明德、阿,或是柳厚德、郑元一等人,在我提括时都绝不意外,也都尽心全力，各竭所能。不过括之后的事，我却还有些犹疑——不是犹豫到底要不要,而是犹豫到底要如何去——因此看括事已行得如火如荼时，才分别再与人商议，迟至十月末,才算是敲定括之后的事,崔、柳等人目之为变更税法，其实却只是变更税法的小小试：许以调代租、庸。

我之私心，则已向阿代，是因想提这时代女的财权。租庸调从丁收取，婢、曲和女人不在收税之列，听起来似乎是对这些人的优待，实际上却是剥夺了女人的财权，这自授田不授予女人便可看来。察古之税法，迟至隋时，女人还是得能授田的，后来因人孽生以及诸多原因，女人没了授田的名分，所有的贡献亦渐渐地从国家赋税中隐去，仿佛女便是无用之人一样。可实际上，因蚕桑纺织等事，多用女，国家税收中又有调之一项，女人们对税赋所的贡献，并不在小。我知时代局限，难以彻底恢复向女授田这一定例，但这却并不妨碍在褊远下州试行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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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田之外，税则取之以租、庸、调之法。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此亦民人纳税之法，官员亲贵免课役者都不在其列。

与此对应的是：奉天局增设专门的平准转运司,负责将诸州多余之布帛贩运各地,并自固守店铺生意之外，更设固定商路，定期派人往来大、吐火罗、吐蕃、突厥、朝鲜、丽等地，推广贩售我朝特产之绸缎、布帛、图画、笔墨、茶叶。

我大唐成立之初,税收的基础，一为授田，一为租庸调。授田有以分、永业田。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分。永业之田，可世代相传，亦可买卖，分之田，则形同国家租赁，到了年限，便该还与国家——这是对白丁的规定，官员以品级等次各有职分田、永业田及赐田，职分、永业已是数倍于民人，赐田却更是少则数十亩，多则百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