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遭到臣下的普遍反对是必然的。明成祖好大喜功，执政时间一长，必然结果就是国家财政的破产。郑和七下西洋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价值，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华而不实的举动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的胃，但却是国力所不允许的。大臣们慑于明成祖的威，敢怒不敢言，只好借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刚刚落成即被雷电击中烧光的机会发难，得他罢下西洋。其实不要说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照这动机和法，对中国只是有害无利的，徒费国力的政治游行而已。

明朝一直陷于财政困难的窘境，因此国家动员能力极差。虽然到了明朝末年，人已经差不多两亿，但最大一次动员的兵力不过就是松山会战时的13万军队，这已经是穷尽国力。军队的动员能力不仅仅单纯是军事上的动员，军队远征的数量和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能动员多少人参军，而是后勤能否保障，这纯粹就是国家的全面动员能力了，尤其要有财政能力作为支撑。

明末为何军队最大的动员数量不超过13万？这是因为明朝的财政本没有这个能力支撑更多的军队征锦州。即使如此，松山大战的明军最终违背了统帅洪承畴步步为营的战略初衷，匆忙迫近锦州，结果被清军包围并切断了后勤补给线，全军崩溃覆灭，其原因也是由于后勤无法支撑，明思宗朱由检只好严令速战速决。历史浪漫主义者在评价军事史时看到的仅是长坂坡上的赵龙，而现实主义者看到的往往是后勤。

如果比较一下明朝和宋朝的政府财政收更能揭示明朝的财政困境。明朝在国力盛的嘉靖年间，每年的中央财政收仅两百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增加到了四百万余两；万历末年，因为辽东满洲兴起，骤加“辽饷”应付军事需要，达到了五百二十万两，并成了固定的数额；明末崇祯年间，既有辽东战事越发激烈，只好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加派“辽饷”、“练饷”、“剿饷”号称“三饷”，得全国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纷纷造反，但即使如此，年收也不过两千余万两白银。北宋中后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达六千万贯，而南宋时期则常年超过了一亿贯，甚至一亿二千万贯。[转自铁血社区/]

由于宋明两朝相差至少近百年，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货币行比较，尤其自从哥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洲白银源源不断中国，白银的购买力自明中叶以后急剧下降，因此必须用购买力平价比较宋明两代的政府财政收，而最基本的必需品――米，是衡量这两个朝代货币购买力的最好的标准。宋代的一石米价格在400钱至1贯（1000钱）之间，取较的米价一石一贯计，明代中后期的米价以较低的一石一两白银计，明石是宋石的1.5倍，也就是明代的财政年收最大值两千万两白银折合约三千万宋石米，而南宋的常年中央财政收是一亿宋石米，是明代的3.3倍；如果用明代中央财政收较的万历年间常额的五百二十万两计，那宋代则是明代的10倍以上。为何这两个相距并不遥远的朝代中央财政收会相差如此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