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却往往能起重大的作用。就是说，“历史必然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三、重评刘、项羽的是非功过

要正确评价刘、项羽的是非功过，首先必须忠于史实，依据《史记》所提供的史料，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囿于刘项斗争是“统一与分裂”斗争的成见。司迁所叙述的项羽、刘的起兵反秦和“楚汉战争”史，堪称信史；他所记载、描绘的刘项事迹及其形象，近乎实录。他既没有因为刘是位胜利者，就扬善隐过，掩盖其过失和缺陷；也役有因为项羽是位失败者，就彰恶隐善，抹煞其长和战绩。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司迁还不可能从是否有利于社会步、生产力发展的度上，给刘、项羽以完全科学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必须运用历史唯主义的观，既着重考察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又不忽视他们品格的优劣。刘、项羽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反映了广大农民推翻秦朝暴政的要求，并为之行了战斗，因此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灭秦之后，他们又都变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人。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建立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政权”。楚汉之争是重建封建王朝之争，在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谋略、计策。只要这谋略、计策客观上对社会步有利，也就不能一概否定。但是，如果认为只要能战胜对方，就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能重建和巩固封建王朝，就可以不考虑品格优劣，亦未必妥当。对于刘、项羽的功过、瑜瑕，应该重新作恰如其份的评价。

刘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207年二月，刘受起义军首领楚怀王的派遣，率军西击秦。他利用项羽起义军已经摧毁秦军主力的有利时机，率军过，克陈留，下宛城，武关，迅速攻关中。十月至霸上，秦王婴投降，秦亡。可见刘在反秦斗争中是乘虚关，虽抢先占了咸，对于推翻秦暴政有一定的贡献，但并不曾同秦军主力决战，因此较之项羽的武功是大为逊的。

刘是西汉王朝的开创者。他能在大之后，接受秦亡的教训，实行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有利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刘重新统一中国和促社会步的功绩，当然应该肯定。但是，他在家时“好酒及”，不事生产，被其父骂为“无赖”；“居山东时，贪于财产，好姬”；率军占领咸时“秦，室帷帐狗重宝妇女以千数，意留居之”；他猜疑下，杀戮功臣，“淮诛夷，肖何系狱”，迫使张良“愿弃人间事，从赤松游”，以“明哲保”；他满嘴秽语，“与人言，常大骂”，竟全当众“溺儒冠”。由此看来，刘又是一个品格低劣的胜利者。

项羽在反秦斗争中，无疑是一位叱咤风云、撼山动地的大英雄。前208年，他率领起义军主力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同章邯、王离、苏角等指挥的秦军主力决战。他先派英布和蒲将军率二万人渡漳河，援救被王离等围困在鹿城内的起义军。随后项羽亲率全起义军渡过漳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以这“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同秦军血战。起义军“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呼声动地”，九战九捷，杀苏角，俘王离，迫使秦军主帅章邯撤军退到鹿之南。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成为秦末各支起义军的最统帅。前207年，项羽又亲率大军破章邯军于汗（今河北临漳县西）。章邯惧秦二世治罪，就在这年七月向项羽投降。历史证明，项羽是指挥起义军摧毁秦军主力的胜利者。他在推翻秦王朝的暴政，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路的农民战争中，功勋卓著，名垂青史！

项羽在同刘的角逐中失败了。虽然他至死不明白失败的原因，认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因而受到司迁的责备：“岂不谬哉！”然而，司迁是充分肯定项羽的功绩的，说项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在战场上英勇异常，“瞋目叱之”，敌将“目不敢视，手不敢发”；而平时却“见人恭敬慈”，“人有疾病，涕泣分饮”。在司迁的笔下，项羽始终是一位既勇猛又豪的英雄，直到他最后愧见家乡父老，不肯过江东。他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见义勇为、敢作敢当、来去磊落的品格，却使人永怀难忘。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羽又是一个令人喜的失败者。他的悲剧就在于，因屡战屡胜而骄傲，自恃武勇，疑人拒谏，不讲策略，不懂用谋，“以力征经营天下”，最后脱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才落得败死乌江的下场。这正是项羽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