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就这么过，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本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大喇叭一响，你就听吧

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刷薄漆，一个喜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给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给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的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这些东西工人用的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钱是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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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就大绳。总之是着你上天场。学校又怕我们四不勤，一年两三次，要我们下厂下乡，活儿，说是不能温室朵，要大风大浪里的雄鹰。那么，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离我们学校不远，一个木制文厂。小厂不大，在郊外，后面就是庄稼地，用现在的光看，环保的。我们那时候是初一，小孩儿。小孩儿能劳什么动，瞎扯呗。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的严肃，向工人师傅学习，怕苦不行，废品也不行。那时候人简单，说就。搁现在，你给停一个月课，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那时候不，咋说咋有理。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收音机）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就忘不了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谁的名儿谁死。

我家是级知识分家，家里没工人，因此，我没有工作服。我姥姥那时候神，不知打哪儿给我了一来。没准儿是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大清晰，大伙都相得不错，阶级阵线上胡里八涂。这工作服一穿，松松垮垮，还真有儿工人样儿。那时候工人，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这小童工还神啊！

现在想起来，那厂整个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办的。有几个技术上过的老工人，都三、四十岁吧，剩下是一帮老娘们。说老娘们，是我那时的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光看，那就是苞放的（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叽叽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尊重。对家里有钱的，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是能不能，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制品刷漆，得满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那时候没让人给窝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