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均gdp比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国。民意调查也表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的人提供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理的。

虽然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国的收税率太低了，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税收。我的看法是，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的区别，而是“”与“更”的区别。得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边常识的观察：我在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多在六、七万元和二十万元之间，他们的收扣除联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收的，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上“转移”收。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调节、政策倾斜方面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国”更像是他们想象来的靶，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来的乐土。我只知，如果我生病因为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因为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月得到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民主请客谁买单？

国总统大选上就要到来。布什阵营和克里阵营早已赶到这个4年一度的政治“庙会”，正在锣鼓震天地“练摊”，各自吆喝自己的“土特产”：布什卖“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