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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十多岁时，这个雅号慢慢地、悄无声息地从我上蒸发，就像一个幽灵就此离我而去。不过，我现在写的仍然是那段时期的斯汀戈。如果你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个名字的由来，那么你只需了解，我正在描述孤寂落泊、像久困即将发疯的隐士时的早期的我。随便吧，叫我什么都可以。

我很兴我失业了。尽除了服兵役外，那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拿工资的工作；而且失去它之后，我本来已很脆弱的财力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想起来，也许我这辈本就不适合坐办公室。事实上，想想当初我对这份工作是那样垂涎滴，而现在仅仅过了五个月就丢了它，反而觉得一轻松。这真让我对自己有些吃惊。在1947年，工作是那样奇缺，尤其是在版业，然而幸运之神偏偏降临在我的上，让我在最大的一家版公司落下脚，担任“初级编辑”——其实就是校对，这样称呼好听一而已。我的工资是每周四十元，那时候元比现在值钱多了。每到周五，我的桌上便会现几张薄薄的绿钞票，当然是扣了税的。这是一个小个的驼背女人辛辛苦苦地仔细计算后送来的，是世界上最有钱有势的版商发给我的每小时九十分的苦力费。不过当时我并不怎么沮丧。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怀着满腔情和崇的理想投工作的。况且，这工作还另有诱人之：可以在“21餐厅”吃午饭；与约翰·奥哈拉共晚餐；用我那双编辑的“火金睛”，让那些假装淑女却俗不可耐的女作家们照得原形毕现……

所以，作为办公室职位最低的人，我不仅读不到那些哪怕是走过场的手稿，还不得不去啃那些令人生厌的所谓小说和文艺作品——那上面满是斑斑的咖啡痕迹，或是肮脏恶心的手指印。这一切都显示着作者们（或代理商们）的彻底绝望，麦克格雷…希尔成了他们最后一搏的机会。但是，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满怀着对英国文学的度忱，以及修·阿诺德所持文学的严肃与度真实，所以对稿件的要求近乎苛刻。我净利落地打发掉上千本手稿，就像猴掉上那些厌恶的一样，毫不手。站在麦克格雷大厦二十层楼上玻璃笼般的房间里——它位于西四十二街，是一座像塔一样的绿层建筑，外表却令人沮丧——我掂量着自己对那些手稿的冷嘲讽，这是刚刚读完《混七》的人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一切都是不会发生的。一方面，这个版社已在教科书、几乎涉及所有行业的工业手册以及科技刊方面大获成功，小说或非小说类文艺作品的版只被当作副业。所以即使有像我这样满怀文学情的“初级编辑”的努力劳动，它推的作家仍很难引那些真正关心文学的人们。比如我刚到那儿时，版社正在推崇两位“著名”作家，一位是早已退役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舰队的海军上将，另一位是前共产党的通员，他那本由别人捉刀的《我的错误》正列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像约翰·奥哈拉这样的作家，在这家版社几乎无从寻觅（我心目中有众多成绩斐然的文学偶像，但我一直觉得奥哈拉是那可与之开怀畅饮直至酩酊大醉的作家）。而另一方面，分给我的工作也实在让人扫兴。那时，麦克格雷…希尔版公司（这也是我老板的名字）缺乏文学气氛，几乎没有在文学作品的版方面取得过任何成就。由于长期从事技术类书刊的版而且大获成功，使他们把我为之效力的、渴望拥有著名的文化类书籍版商斯克里伯纳或诺弗一般风采的普及读编辑当作消遣之，结果使得它像寄生在诸如亚拉·沃尔德或斯特集团之类的庞大集团上的一个贩卖来自日本的假栗鼠（且众所周知）的一个小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