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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人去佳木斯，也算是去比较大的城市了。“他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去过佳木斯、哈尔滨、还有就是上次去北京、天津。”“从天津回来他对你怎么讲？”“我问他联系买卖没有，他说没联系成，我也就没再问。”“他带多少钱去的？”“我没给他钱，他带了多少钱我也不知。”“平时他给不给你钱？“就把工资给我。”“你们结婚以后买过什么东西？”“大概是1993年，买过一台125型玲木托车。”“这台车呢？”“他卖了。是1995年1月底，好像是大年三十那天卖的。”“卖了多少钱？”“我听他说卖了7000块钱。”“钱呢？”“让他拿走了，他说这些钱买卖都不够。”“结婚后还买过什么？”“再什么没买过，结婚前是怎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1.28案件发生以后，闫文宇有什么反应？”“我们都议论这件事，在他父母家。他也跟着议论，说这些人也够狠的，我没看见他有什么反常现象。”询问甄玲的警员，认为甄是个心直快的人，看不谈话中有什么故意隐瞒或编瞎话的地方。她只是一个劲的问，丈夫到底犯了什么事。南山分局，审讯是连续行的。对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3人，审讯一遍，间歇10－15分钟，研究审讯记录，然后换两个预审员再审一遍，如此往复。这也是一战术，要使嫌疑犯到神压力愈来愈大，直至意志消退，来不及编新的谎言，真相。但一直审到下午4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所需的供。但一直审到下午4多钟，仍然没有获得所需的供。第二次审讯时，一开场孙海滔就声明，他回忆起来，1月28日那天他从下午起和另外3个人一起打麻将，打到晚上9钟才散。他清楚地列其他3个人的姓名、住址。预审员记下来，立刻传到门外，门外即有人组织去调查。这一遍审讯结束后不久，调查的人陆续回来，带回了那3个人对孙海滔当日活动情况的证词，于是宣布对孙海滔的审查结束。只是于保密原则，暂时请他滞留公安分局。在以后的审讯中，孙海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带抵的情绪，有时连问几句不回答一句，话很少，多有重复。他辩解说：他几年来一直布匹生意，可以说不算缺钱。虽然没有挣到大钱，但维持生活总还行，没必要去冒风险作案。他也回忆起，1月28日那天，他上午上街买了年货，然后就回家，一天没有去，媳妇可以证明。那天晚上他看了电视，9多钟睡觉。讯问人要求他举其他可资证明的人来，他举不。对闫文宇的讯问也陷僵局。据闫的陈述，侦察员临时对闫的附近的邻居们作了调查，邻居中有好几个证明确实在年前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见到闫，一个刚刚下班的姓闻的工人甚至证：1月29日晚7钟他看见闫文宇提了一只旅行包走了单元。此外，被调查者的神情都反应，他们对警方把兴趣集中在闫文宇上到意外。多数参加了审讯工作的预审员都认为，对方的“疑在下降”，从审讯室里走来，有的耷拉下脑袋，到任务很难完成。实际上，每提审一次，审讯室里的气氛都张许多，对抗情绪愈发烈。被审讯者以拖延回答或拒不开的方式对待他们不再想回答的问题。审讯者则急于拿下供，在有限的时间里解决悬念。这气氛发展下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指挥内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同志认为无法再沉默下去了，终于正式提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考虑把重转移到其它两个团伙上的时候。田原的家人受到传讯，必然已在外界产生影响，真正的同伙如果尚未落网，可能立即潜逃，或好抵抗的准备。那样将贻误警方的战机，造成严重后果。主要问题是，讯问是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主要靠分析和判断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行的，要通过刑

侦讯问，努力从嫌疑人的供中要证据，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目前很多刑事案件的破获，还非走这条路不可。现在犯罪率上升，大案要案中完全是未知数的案件比例增，需要快侦快破的占多数。如果每一起案件都像政保工作那样，在充分获得了直接的犯罪证据后，再去动犯罪分，那么破案率会大大下降，很多本来可以得到及时破获的案件会白白扔掉。因此，有时需要打破刑侦讯问前必须有可靠证据的框框。只要通过侦查，获得了案犯的间接犯罪证据，并认为通过讯问可以查获到直接的犯罪证据时，就可以行讯问。在案犯还来不及全面思考的情况下，打开缺，取得犯罪供的同时查获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