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方不否认公诉人在法调查阶段所作的推断是合情合理。

但廖文昌是否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以及是否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1000万元，都只是谷少康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属于事实不清，不能作为量刑的基础犯罪事实。

笔数额，于易安全的考虑，肯定是要有借条的，而且一般是不见借条不放款。

被告人廖文昌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隐匿个人资产达1000万元，并且在执行警对其行制执行时，采用暴力威胁手段阻止执行警执行现场，其犯罪的数额特别大，抗拒执行的情节特别恶劣。

廖文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认罪了，他低着说：“我认罪，我对不起9家债权公司，我不奢求他们的原谅，但我保证，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还清他们的债务。”

我方不否认，我的当事人廖文昌犯了刑法，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但有一我需要提醒合议和公诉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廖文昌的确伪造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

司法审判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

接下来，法辩论了重戏，诉辩双方围绕廖文昌的量刑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辩论。

听到这话，陈默雷心里不禁暗自叹：真是瘦死的骆驼比大！万八千的债务对廖文昌来说居然只是小债，在我这儿，千八百就已经算是大额债务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

首先，廖文昌的犯罪数额不应当被认定为1000万元，而应当是310万元。

可是在证人谷少康提供的视频中，你的辩护人却是在今年8月份，也就是借款发生之后2年多，并且超借期4个月的时候，才帮你把借条给谷少康。

在这情况下，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

秦怀远把目光转向罗小川：“辩护人，你有什么辩护意见吗？”

罗小川认真地整了整衣襟，仿佛在向律师的份最后的告别：“尊敬的合议，受当事人的委托，我结合本案案情，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但这并不排除案情还有另外一可能，那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确是想利用谷少康的借记卡隐匿1000万元的个人财产，但那是他的一个长期隐匿财产的大概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实施，他只是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310万元，本来他想继续实施这个计划，没想到中途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只能认定廖文昌隐匿了310万元，也就是转手那复式房所得的钱款，而不是公诉人所指控的1000万元。

即便廖文昌认罪了，林刚依然追不舍，要求廖文昌明确回答他是否还有其他债务。廖文昌说，那都是些万八千的小债而已，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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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的当事人已经当认罪，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

首先是公诉人林刚发表意见，他说：“合议，通过刚才的法调查，我们可以得这样一个事实。

如此既不合逻辑又不合常理的事，你怎么解释？难说，你没有打借条就从谷少康那里借了1000万元，或者是你在借款之时就已经向谷少康打了借条，而你的辩护律师误以为你在撒谎，为了帮你摆脱罪名，便自作主张帮你伪造了一张借条？”

如果你真的在2015年4月向谷少康借款1000万元的话，理说，应该是向谷少康借条，并且当场给谷少康。

同时，鉴于被告人到案以后，认罪态度较差，在审过程中也没有悔罪的态度，我们建议对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而且不予考虑从轻或减轻刑罚。”

当然，廖文昌这话是真是假还值得商榷，但陈默雷更倾向于认为是假的，因为东州法院至今也没有收到起诉廖文昌的其他案件。

所以，我方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应该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接着是廖文昌发表意见，他稍微抬了抬，说：“我想继续让我的辩护人替我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