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公民就是需要指导，甚至是毕生的指导，两个观都正常，而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或平衡究竟在哪，也许只有历史能给答案。也是于这些原因，他并不厌恶电影局，也不厌恶制片厂。他甚至都可以理解“霸占厂标”的老导演，还有那些挤压后辈的老学长们——各自为利罢了。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些太严苛了，几乎不能真正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创作自由会向前走，可这需要有人站来，去冲击，再去博弈。或者说，有些东西在现阶段是有苦衷或没办法的，但创作自由是“正确的”，无法反驳的，因此需要有人争取，以期达到一个平衡，虽然，这也许要用几十年，甚至更久，久到世界翻天覆地。

对于文艺而言，批判永远最有力量，永远大于赞扬、褒奖。它让人类改变、向前，而非安于现状。总有一天，人们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一类影片的，也一定会赞叹那些镁光灯前的导演们，可谢兰生也真的希望，到那时，人们可以看看他，看看孙凤，看看他们这一代的独立影人也许早已远去了的单薄背影。

…………

谢兰生在收到拷贝的当晚就跑去邮局，把它发往都灵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他不认识要去意大利的人，也办不来意大利的签证。

事实上，11月29号就开幕的都灵电影节报名工作一个月前就截止了。谢兰生也报了名字，但来不及邮寄拷贝，一度打算退来的，可是祁勇上电影的导演正正好好是选片委员会的成员，给谢兰生宽限了下，让他可以延期寄送。

祁勇他们的意思是，都灵电影节主旨是扶持青年、鼓励新人，谢兰生去比较合适。它只接受电影导演的前三长片作品，而在过去许多年里，有众多知名电影人都曾经在这里起步。对于他们给的原因谢兰生也觉得有理，就拜托人申请延了。

因为只有一份拷贝，谢兰生又神经质般日夜不安辗转反侧，生怕再次现问题他又必须重新冲印。他焦虑着，直到11月8号，他接到了来自都灵电影节官方的电话。

“谢导，”电话那边一个男人用蹩脚的英文说，“我是都灵国际电影节的主席matteodesciglio。”

“您好，我是谢兰生。”谢兰生动都不敢动，专心地听。他想象过这通电话可仍然是浑僵。

“good，good。”对方继续说，“谢导，我们希望邀请您的电影《生》到都灵来参加主竞赛单元，您愿意吗？”

“愿意愿意，当然愿意！”谢兰生连说三个“愿意”。他虽然在没有人时偷偷想过这个可能，但当围变成现实他却到难以置信。

他本以为他要参加七八-九个电影节才能够拥有一个面对购买者的机会来着。

“好。”大概见了太多谢兰生这初茅庐的青年导演了，matteodesciglio语气温和，“那我们会寄正式的邀请函，请带着来。另外，请在围名单公布之前对电话的内容保密。”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现在拿着邀请函去办理签证来得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