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章法，碰上什么讲什么。超初，我们对他讲这“零敲碎打”很不以为然，心想：那算得甚么学问！时间长了，才渐渐品其中“味”。

记得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宋词。那首小令描写恶鬼在坟场现的情景，有两句写：“鬼火一现，桃面。”父亲问：“谁能用一个更好的词语，把‘桃’换下来？”我们略一思索，便七嘴八抢着回答：“青白”、“凶恶”、“狰狞”……父亲只是一个劲地摇。大家正在纳闷，父亲风趣地说：“谁都知菜要放盐，若是菜已经够咸了，再撤一把盐，又会怎样呢？鬼本来就是凶恶的，你们再加上一些‘凶恶’的字，恶上加恶，反倒乏力了。这首词的妙，就在于给恶鬼画一幅‘桃面’，一丑一，两相对比，鬼的鸷可怕情状便现在我们面前了。”

事隔不久，父亲带我们去开明戏院看越剧《梁祝》。回来的路上，他故意问：“《楼台会》一场，祝英台有句唱，叫‘颜笑上楼台’。为什么一定要‘笑’呢？用‘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不是更好吗？”我们一下想起了“桃面”，异同声回答：“咸上加咸――了！”顿时，小巷里响起了愉快的笑声。不知当时父亲是不是有心的，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的“东拉西扯”竟是艺术哲学呢！

在学习上，父亲从不勉我们学甚么，他认为，人各有志，亦各有长，应该顺其自然，发展所长。但在为人事上，他却要求我们必须诚实、勇敢。莫看父亲同我们平等相，甚至可以骑到他脖上去，要是有谁违反了这两条“家规”，那可不得了。

观鼎小时候很调，经常扰课堂秩序，都念五年级了，还没有加少先队。一天中午，他忽然着红领巾回来了，门就对父亲说：“买足球吧！”原来父订有“协议”：何时观鼎队，奖励足球一只。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哪知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上的红领巾是“借”来的。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责令他用打的手送还红领巾。晚上，父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一天，我们和邻家几个孩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的当儿，上去把它撑走了。本想玩一会就回来，哪知越玩越兴奋，渐渐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划”回来时，天已晚，农民伯伯正在岸上骂街呢！这“罪过”，依了母亲是要“重罚”的，我们也都好挨打的准备。不料父亲竟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共济’，不简单！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明’，便风尘仆仆地走上任了。

十三、执导京沪粉墨登场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一张木板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父亲“日夜兼程”，创作、改编一个个剧本：《雪斗》、《白蛇传》、《岳飞传》……

这些戏，“站在今天看昨天”，对传统剧目和历史题材予以重新审视，沟通了历史人与当代人某些相关的思想情，因而受到观众的迎。特别是《岳飞传》，父亲把这个以生为主的剧目，改编成生旦并重的戏，既表现岳飞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历史局限，又突岳母明大义的德对他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岳飞格形成、发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军委总政文化决定成立京剧团，专函邀请父亲去北京担任编导，他便辞去待遇优厚的职务，欣然北上。

伍后，父亲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收落差太大。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项，而现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经算是“薪”了。父亲是大手大脚惯了的，又有那么多女，怎么办？团里领导早想好了解决办法――破例允许他在团外兼职。这样，父亲又在张君秋领导的北京京剧三团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分别兼任编导和委员，均得到相当的报酬。一人兼三职，领取三份薪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二是鸦片断源。他在过去染上的“烟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还在纠缠、折磨着他。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还能上几；到了北京，鸦片绝迹，连烟味也闻不上了。没办法，只能忍着。

一天，总政文化王同志来访，一门，见父亲蜷缩在沙发里，浑发抖，还以为他病了，忙说：“请医生看看吧？”父亲心里张，一边撑着站起来，一边说：“不用麻烦……”话未说完，又倒在沙发上。母亲是个痛快人，见此情景，便说：“莫要瞒了，讲来吧！”于是真相大白。组织上知父亲旧习未除，非但没有歧视他，反而鼓励他，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三个月后，父亲的旧习便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