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给合理的解释。这一谷少康在法调查阶段也承认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想要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是很难的，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是三大诉讼中最的，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是不能对任何人定罪判刑的。

公诉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谷少康不承认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也没有提供录像，仅凭原有的证据，是否能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标准？

我想，应该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吧。

综合以上三，可以得这样一个结论，谷少康即使帮助廖文昌隐匿了财产，也很难被查来，更别提追究法律责任了。

在法律风险这么小又可以净赚10万元的诱惑下，谷少康完全有可能答应被告人的请求、帮他隐匿财产。

我想，我这样解释应该能解释得通吧。”

听完罗小川的分析，林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低声征求了一下霍秉心的意见后，也同意暂时认定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为310万元，并且参照生效的司法案例，将量刑建议改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来要辩论的是，廖文昌在齐江市的店铺内对执行警挥刀相向一事该如何定。

在这个问题上，诉辩双方产生了很大争议。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暴力抗拒执行，而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只是在吓唬执行警而已。

林刚对罗小川的说法颇有微词，他说：“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是牵附会。当日在店铺内，被告人不仅对执行警恶语相向，还挥动菜刀，这绝不是吓唬，这是赤地暴力抗拒执行！”

“不，我这不是牵附会，我这么说是有一定据的。”罗小川平心静气地说：“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暴力威胁，自然是有理的。

不错，从被告人对执行警挥刀相向的行为来推断，他的行为看起来的确像是暴力威胁。

公诉人得这推断，采用的是以行为解释目的的思路。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目的去解释行为，也可以得另外一结论。”

说完，他把目光转向廖文昌：“被告人，请问当时你从谷少康那里提取的300万元现金放在哪里？”

“放在雪佛兰轿车的后备箱里。”廖文昌回答说：“我从谷少康那里取到现金后，就去了齐江市的店铺。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把钱转到其他地方，执行局的人就找上门了。”

“那你动用菜刀的时候，想过要砍死或砍伤那些找上门的执行警吗？”罗小川继续问。

廖文昌摇了摇，说：“没有。我当时就是想把他们赶走，不让他们发现那300万元现金。”

罗小川满意地了：“好，下面继续我的分析。

被告人返回齐江市的店铺时，300万元的现金还放在轿车的后备箱里，没来得及转移，这个时候，执行警赶到了。

毫无疑问，被告人当时想的，一定是如何保住那300万元的现金，而要保住那笔现金，他首先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把执行警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