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

在施工队里饭，活儿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饱，又不经受风日晒，对于经过了两年多四奔波的杨新海来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他很满足。这个施工队在太原包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所以杨新海在这里一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后，施工队的活儿完了，所有雇来的民工都先后离开了，施工队的堂也就停了。这时，杨新海本该堂堂正正地离开，但是，工却不给他发工钱，杨新海一气之下，把堂里的一个铝盆偷拿去卖了13块钱。工发现以后，上报告了派所，从此，杨新海的麻烦开始了，派所不但追回了卖铝盆的13块钱，还在违法犯罪的档案里给他记上了一笔，他的恶生涯也就从这一个铝盆上开始了。

虽然此时一个铝盆还不能使他成为恶，只不过是他"自我维权"的一无奈，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工欠他一年的工钱本无人过问，而工对他的掠夺抢劫却远远超过几百个铝盆。可是，一旦工告他偷盗了一个铝盆，就立刻有执法的警察来他了，难这事不寓意为一社会公平的缺失吗？当然，社会公平的缺失并不必然使一个人变成恶，但杨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沦落为恶，却不能不与这些不公平有关系。杨新海的恶生涯还显示，当"一个铝盆"现时，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更好的矫正机制去实现真正的公平，否则，这个恶也许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学者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职业犯罪者。杨新海也是如此，当17岁的他辍学后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先后到煤矿、砖厂、建筑工地打工，但他付了劳动却经常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他也曾想靠小生意赚钱来养活自己，但在生意时又屡次受人欺负。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而自己只是为了私愤，偷偷地把堂的一个大铝盆"拿去"卖了，就惹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从此，杨新海认为既然靠正常的劳动维持不了生计，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抢为生的犯罪路。

杨新海手的第一件偷盗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盗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这也是他长期观察踩后才手的。他看到城里人们往往把自行车随便往外面一扔，又没有专人看，有的破旧一儿的自行车本就不上锁，顺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车那么容易、方便，一儿危险也没有。这辆自行车他卖了不到30元钱，事后他到，偷破旧自行车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钱，于是他就研究开自行车锁的办法。研究通了开车锁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较值钱的自行车。偷了几次自行车之后，他又到偷自行车太难手，不好去卖时还会危险，而且自行车老是卖不上好价钱。他又打起了别的主意。后来杨新海开始拾破烂，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偷钢、电线，也到居民家里偷铝锅、铝盆，偷东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990年节过后，杨新海游到西安市，在霸桥一带转悠，仍以拾破烂为掩护偷东西。这一带建筑工地多，杨新海在工地上打过工，熟悉这些地方的情况。他知，那些散放在各的建筑材料看似有人，实际得很松，因为一般的建筑工地战线都拉得特别长，在这里表面看上去活儿的人特别多，但大都是从各地招来的民工，他们只顾埋活儿，本不注意看东西。所以，要想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只需在下班后避开工和专门看的人就可以了。杨新海在建筑工地上偷东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件，专偷电缆线，因为电缆线既容易偷又值钱，当时1斤电缆线可以卖到10多元，而且到都有收购站，手特别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卖到100多元，杨新海觉得，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苦力多了，因此，他逐渐放弃了对劳动的兴趣。

正当杨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盗为生时，他也被纳了公安机关的视线。1990年初夏，杨新海在一个工地上偷电缆线时被保安人员当场抓住，给西安市公安局霸桥分局理。公安机关在审理杨新海盗窃中发现，此人虽然多次盗窃，但累计盗窃数额并不太，因此够不上刑事分，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却足以对社会构成危害。公安机关为了有效地制止这游式的盗窃行为，1990年6月11日，报请陕西省西安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以杨新海涉嫌多次盗窃，科以劳动教养二年的罚。

杨新海在劳动教养期间，没有表现什么太大的主观恶意，1992年4月25日，当劳动教养期满后，被及时予以解教。这时，杨新海已经4年没有回家了，从劳教所来以后，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要父亲到西安来接他。杨俊关接到三儿的电报，非常激动，他说："我终于知小海儿的下落了，我得赶去接他。"杨俊关东拼西凑，凑够了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三儿落脚的旅社，服务员却告诉他：他儿早在3天前就退房离开了。杨俊关与三儿失之臂，一个人蹲在旅社的门外难过了好一阵，又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回到了家。

杨新海不是不愿意见到父亲，他是觉得没脸见父亲。当初，父亲没有能力供应他上学，他一赌气离家走，本想在外面混个人模狗样儿来，回去在父亲面前炫耀一番，没想到如今落得个劳教释放的下场，见了父亲该怎么说话？他实在不想再听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唠叨，他要继续在外面闯，他要过自由人的生活。